取消“农民工”称呼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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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9

取消“农民工”称呼为时尚早前有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后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消除“农民工”称谓,不由惊呼“农民工”的“好日子”来了。 在取消“农民工”称谓之前,不得不考虑“农民工”称谓来源。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大背景下,农民进城务工,补贴家用,提升自身生活水平,但由于各种原因,劳动在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奉献在城市,却难以公平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此之谓“农民工”。

无可置疑,“农民工”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定义本身或许无关阶层排斥,却切实间接地拉开了城市与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距离,仿若天生的弱势群体。 呼吁取消“农民工”称呼之后,姑且不论其替代词是什么,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农民工兄弟融入城市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讨论改变“农民工”称呼之前,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据《京、渝、沪、深四城市建筑工人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北京、重庆、深圳、上海总计没有签过合同为%、%、%、%、%,签过合同仅为%%%%%。 “要说签合同,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年底就不怕包工头赖账了。

但是谁敢和包工头提啊,活不想干了?”在法律意识相对较高的一线城市尚且如此,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又如何呢?一边是积极呼吁提高农民工兄弟维权意识,一边是劳动市场依然不规范、劳动法落实依然缺乏长效监督,劳动关系依然持续紧张。 类似于《7名重庆农民工讨薪反遭残忍殴打》的报道屡见报端,农民工群体的弱势地位虽经近年努力有所改观,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谐社会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 在亿农民工中绝大部分农民工业余生活依然是玩扑克、看电视、聊天。 农民工业余生活贫乏、精神文化需求依然不能得到基本满足、人文关怀依然缺失。 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整体不足的背景下,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延伸依然是望山跑马。 在图书馆、电影院等等农民工兄弟的身影依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在出入商场大型超市,农民工兄弟依然为人侧目,遵义市天价公交车事件又一次刺痛公众的神经,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依然亟待提高。 在城市化加速的时代,农民工兄弟的贡献无需赘言,所承受的不公亦无需赘言。 近年来,政府出台诸多政策文件,农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生活状态更受重视,农民工兄弟待遇逐步改善,让人欢喜鼓舞。 但是部分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监管不深入等依然普遍存在,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差距依然客观存在。 改变农民工兄弟称谓——为时尚早。

什么时候该讨论改变“农民工”称谓更有实际意义?当农民工兄弟不再需要爬上吊塔就能拿到工资时,当农民工兄弟维权不再需要社会力量介入时,当农民工兄弟闲暇不再局限于活动板房、一周可以看上一场电影时,当农民工兄弟逛商场、超市,出入公共场所,人们不会“多看一眼”时,当不再区分农民工子女学校时,当农民工问题不是问题时……2012年1月5日。